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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晖:关于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智库的几点思考

发布时间:2021-05-24 发布来源:bet 365体育网站



2021年5月18日,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会、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行政系、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联合举办的“文汇科技创新沙龙”在上海科学会堂召开。论坛特别邀请到中国科学学元老张碧晖教授做《关于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智库的几点思考》的报告。在建党一百年之际,张碧晖教授以国际的视野,沿科学学历史脉络,结合自身的经历,亲切生动娓娓道来,重温了科学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件、关键人物,以及科学家和政治家的对话等,并同参会的新、老科学学工作者分享了诸多充满智慧、精彩深远的见解与思考。



01

关于科学学与科学社会主义


科学学是研究科学的规律、科学的反思、科学与社会关系的学科。科学学的出现大概是上世纪20、30年代,一般来讲是波兰社会学家、科技史家提出来的,也有苏联科学学的早期人物和日本学者认为苏联、日本比波兰还要早。关于科学学有很多解释,解释最精彩的就是普赖斯(美国科学家、科学计量学奠基人和情报科学创始人之一),他认为科学学是二次科学,就像历史的历史,它是科学的科学。

科学学为什么会产生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跟马克思有渊源?这个要从科学劳动生产力出发。被称为最伟大理论家的布哈林是苏联国际共产主义的领导者,他当过苏共中央政治委员,又是苏联科学院的院长,苏联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也当过《真理报》的总编辑。上世纪20年代,他就在《真理报》发表关于“科学的科学”的文章,并提出要研究科学规划,要注意科学组织网络,注意科学的反思,这个非常重要。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苏联,要赶上资本主义就需要比一般劳动生产力还要高的生产力,这就是科学,生产力也包括科学。

1931年,在英国召开了一次科技史大会,布哈林率领了8个人的代表团到英国参会,这8个人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4个不是共产党员。由于苏联代表在会议快要结束才到会,主持人说只能让他们1-2人讲话,布哈林要求全部发言,但会议又不能延长,大会就采取了紧急措施,将他们8个人的发言稿大概20万字翻译成英文,编辑成了《十字路口的科学》一书,这本书对西方科学家、尤其是英国科学家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特别是格森的《牛顿力学的社会经济根源》开创了科技史外史的研究,对科学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兴起产生重要影响。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决定把苏联形成的科学学拿到英国去发展,他于1939年撰写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这是科学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之前他也讲过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做什么?也讲过科学与社会主义。贝尔纳的真正传承人是马凯,马凯是贝尔纳的学生,后来又成为贝尔纳同事。在中国科学学交流史上有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就是贝尔纳1954年和1959年两次来中国,第二个事件就是1985年马凯访问中国。贝尔纳生前对马凯说,你一定要跟中国同志或者其他研究科学学的人讲,不要说我是科学学的创始人,真正的科学学奠基人是布哈林。

02


关于中国科学学历史进程的四个推手


科学学到中国主要有四个推手。第一个推手是李昌。1935年李昌还是清华的学生,后来参加 “一二九”运动并成为领导,他毅力非常强,被称为革命的“推土机”。解放后,毛主席派他建设哈尔滨工业大学,他把哈工大搞的非常好,出了很多人才。李昌还有一个贡献就是 1960年跟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潘梓年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一次自然辩证法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后来国家决定招收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班只有李秀果、申仲英、鲍振元、赵祖华、卢继传等8人。粉碎四人帮以后,李昌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当第一书记主持工作, 正好科学大会搞科学规划,李昌也就做了自然辩证法规划,提出要研究“科学的科学”,当然这个“科学的科学”跟“凌驾于科学之上”不同,所以,没有李昌是不可能有科学学。

第二个推手是钱三强。他是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当副院长,分管学部办公室,当年大部分科学家都是反对科学学的,钱三强顶住压力,跟中央书记处讲过科学发展的若干规律问题。

第三个推手是钱学森。钱学森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老学长,是对科学学研究非常深的一位领导人,他早在1977年就在中央党校讲过两天课,主要讲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是自然科学的核心学科就是两门即数学和物理,第二个讲要重视“科学的科学”研究,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他认为科学学在中国主要应该重视三个方面,即科学体系学、科学能力学还有科学政治学,后来科学学基本上是按照他这个思路来的,包括科学计量学,普赖斯也是他联系的,普赖斯把他的《小科学,大科学》的书寄给钱学森,钱学森办公室复印后交给了赵文彦,赵文彦又给了赵红州,于是开创了赵红州、蒋国华和普赖斯长达4年的交往,这才有科学计量学。

第四个推手是于光远。他是钱三强的同班同学,在延安的时候就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毛主席还参加了。解放以后,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当处长,他们很早就研究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论。

这四个推手非常重要,而最早介绍科学学到中国来的是竺可桢。他是第一批到美国的留学生,这些留学生自己掏钱募捐办了一个科学杂志,讨论科学救国的问题、整体科学的作用问题。另外竺可桢是最早研读贝尔纳著作的人,大概是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浙大要西迁,他在重庆发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这本书,在竺可桢900万字的日记里面,有八、九次提到科学学,而且经常在浙大跟学生、青年老师讲科学是什么?科学能做什么?传播贝尔纳的观点。竺可桢很早就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出来要给北京以蓝天,这是关于科学的问题。贝尔纳说研究科学学不是那么容易,必须要对科学技术有整体的了解,而且必须要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技能。所以,建议现在的博士生学历结构应该是理工科的本科、经济的硕士生、系统论的博士生这样比较好。



03

关于科学学与科技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科学技术的社会化。社会发展要依靠科学技术,研究科学技术问题不仅要研究科学技术的内部关系,还要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科学学是科学技术政策的理论基础,科技政策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遵循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不懂科学学是不可能制定科技政策的。

比如,区域经济说到底就是特色经济,制定区域创新政策要因地制宜,现在经常出现同质化,一说要发展机器人、AI产业,各地包括一些落后的地方也都一起上,高薪聘请院士,可是院士的团队、基础都是在发达地区,这样做并不符合当地的实际需求。还有,以前每次讲科技政策的时候也把院士请来,院士很为难,他也不会谈科技政策,所以制定科技政策一定要遵循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研究科技政策还要学好相关理论,在研究科技政策的众多专家中,龚育之是中国科技政策的奠基人之一,他有一个庞大的提纲体系,吴明瑜的《科技政策研究三十年》也值得仔细研读。    


04

关于科学精神与科技智库


80年代,中央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软科学座谈会,万里常务副总理做报告,报告指出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邓小平圈阅了,陈云是用了放大镜看完整篇文章的。

决策,简单来讲就是把信息变成行动的过程。智库首先必须掌握真实的、先进的、别人不知道的信息,比如现在发展大湾区,首先要研究东京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纽约大湾区是怎么回事,否则做出来的方案是有问题的。其次,要做好调研,真正的智库必须要做田野研究,增强感性知识。华中科技大学有一个名人张培刚,他哈佛大学的博士毕业论文《农业与工业化》震惊世界,马上被翻译成了7国文字,他之所以能做出这个成绩就是因为他在武汉大学毕业后,到浙江、广西、湖北做了六年的田野研究,没有这种研究是不行的。智库研究人员一定要有科学家精神,注重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讲科学学不能没有学过科学史,以史为鉴,对科学的反思就是反思历史;兴趣爱好也很重要,不然就会事倍功半。另外,智库研究工作还要注重经验总结,要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供决策者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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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碧晖教授,长期从事科学学、科学社会学与科技政策等领域研究,亲身经历参与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的重要发起人和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是我国最早提出创建科技园区者之一,也是我国首次参加国际科学园区会议的代表。2015年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全国优秀科学工作者称号,2018年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二届终身成就奖,2020~2021全球华人教育家大会楷模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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